贫穷的解药

时间:2020-05-11 12:16       来源: 未知

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?这个讨论话题在微博上忽然成为了热点。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,“代孕母”的境况成为了一个核心话题——在合法化的地方,特别是发展中国家,相当多的代孕母亲是迫于经济压力进入这个行业,且因为经济和社会上的弱势而被层层盘剥。她们的处境令人心酸。

@游识猷 在这篇文章(《一个曾经允许商业代孕的大国,发生过什么?》)里介绍了哥廷根大学人类学教授 Sheela Saravanan 写印度代孕母的书,结论让人揪心——在印度,代孕让最贫困脆弱的一群女性经历更大的痛苦,侵犯了她们的身心与权利。

当然,对于这个结论,也有不少反对声音。有一个观点很普遍,也有一定道理:“既然她们都这么穷,你怎么帮她们脱贫?不让代孕,是不是也是断了她们的一个财路?”

毫无疑问,在不发达地区农村代孕产业这个问题上,穷的确是万恶之源。然而,妇女的贫穷也不仅仅是贫穷本身造成的,还有看不见的不平等、偏见与传统捆绑。但这些也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。如何给她们提供更好的选择,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

去年9月,我在盖茨基金会的“目标守卫者”年会上,听梅琳达·盖茨讲了这么一个故事:

梅琳达·盖茨在印度 | Forbes

一个 NGO 慈善组织去非洲喀麦隆的农村扶贫,给一些牲畜幼崽让村里的农民养,养大了之后不仅能吃肉,有了小牲畜之后还能够送到市场上卖钱。组织在让农民们领牲畜回家的时候,也顺便给他们做了个培训,告诉他们怎么养。

但过了一阵之后,这个组织发现,当地农民很难养活这些牲畜崽子。是他们能力不行,培训不到位,还是水土不服?

后来经过一番调查,结果发现,喀麦隆农村的传统,是让男人代表家庭处理对外事务。所以,领牲畜、接受培训,都是男人去。

然而,男人把崽子领回家,就直接丢给女人了,因为在家照顾牲畜,是女人的职责。

性别角色成为了扶贫的致命点。组织者又费了好大劲儿,才说服当地男性,让自己的老婆去接受培训。后来,牲畜的存活率果然提高了,也成功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与福利。

图 | Sara Nell

另外一个组织,则在非洲某地推广番茄种植。他们决定主要面向女性推广,让她们能够在后院种番茄,给家里提供营养,同时也能拿到市场上售卖。

土地有了,种子有了,渠道有了,培训材料有了,但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出在哪儿么?出在收音机上。

这个组织决定用收音机的形式为女性提供培训,因为大部分人不识字,而电视又太贵,收音机相对比较普及。

但是,他们发现,必须找出一个合适的时间来播这个培训节目。这个时间,需要能让女性有自主支配收音机的机会,而不是被家里的男人占着收音机。

这些都是细节,细节中的细节,也在暗中扼住了女性向上走的瓶颈。你不去拿脚走、拿嘴跟她们说话,你根本不晓得。而有时候,改变了这些细节,就能像推倒多米诺一样,带来一系列积极的进步。

图 | Sara Nell

2011年的世界粮农组织的研究表明,女性农民比男性在农业产出上要低20%~30%左右,但若是她们受过跟男性一样的教育,拥有同等的资源和信息,那其实是没有这个差距的。所以,若是给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农民同等的机会和资源,这部分的增产,能够喂饱大概1亿多人。

那么,怎么给呢?其中一个课题,是解决女性的时间和精力问题。

在农村,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,这占据了她们大部分的事件。其实,在全世界范围内,男女家务劳动时间都是女性比男性多,最好的是挪威,每天男性做3小时家务,只比女性少半个小时。

而越是落后的地方,这个比率越糟,印度女性平均每天要花6个小时在家务上,男性不到1小时。而全球男性花在娱乐或社交上的时间,比女性要高不少。换句话说,男人比女人要“闲”(当然,不是说这些“闲”就没用)。

而且,在非洲这种地方,往来取水就得走半小时、一小时,我们一拧微波炉的功夫,等于人家花好大劲砍柴做饭生火。女人大部分时间花在家务上,就等于这些花出去的精力都是不算钱的(也就是经济学上讲的 unpaid work),她们没有太多机会去学习,去交流种地技巧,去做点儿自己的生意等等,这些能真正带来财富和地位的事情。

而若是对家里经济没有贡献,那她们在家也没有话语权,没有权力支配家庭财务去投资,长此以往,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所以,若是能够让家庭共同决策,让男性分担一部分家务和育儿,女性完全可以挣更多钱(不要躺平说不可能,在非洲马拉维农村那种极度落后保守的地方,家庭社工都能获得一些成功,改变不少妇女的家庭地位)。

或者,社会可以给女性提供足够多的技术支持,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,比如天然气炉子和自来水,这些都能更大地让女性获益、解放劳动力。

图 | Sara Nell

如果男性帮不了太多,女性自己也可以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,互帮互助。

梅琳达在她的书“The Moment of Lift”里讲,她有一次去印度贾坎德邦(一个巨穷的邦),那边有一个叫 PRADAN 的组织,深入印度农村,一家家劝说让女性出门,十几个女性,每周聚会一次,交流种地经验,互通有无,拿出一点点钱凑在一起。若是其中一家需要买点儿啥,小组就借给她,让她不必屈尊找丈夫,比如给小孩买书,或者买好一点的种子和家禽。

这些妇女,无一例外,家里都有吃了上顿顾不了下顿的日子。然而互助小组成立仅一年,几乎每家都能拿点儿东西去市场上卖了。

甚至,这一群妇女还在当地有了议价权,她们一起呼吁村里修路、通自来水,这样她们能更方便地做家务、去市场交易。

图 | Sara Nell

诸如此类,很多脱贫的办法其实不复杂,但最最困难的一环,是听女性本身怎么说,是去了解她们的处境,而不是脑补她们要啥不要啥。提升地位,分担家务,提供小贷,教授技术,形成互助……这些哪一条不比摇着头对她们说“唉,你们去搞代孕吧来钱快”要好呢?

代孕或者人口贩卖的法律,当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命运;一个贫困的妇女和她的孩子陷入人口贩卖、强迫性工作或者代孕,都不完全是某条法律法规、某个资本或者某个男人的错,而是这个社会存在深刻的不平等以及压迫。想要瓦解这个结构,就必须多管齐下。

想让这些改变发生,需要研究一时一地的条件,需要相当扎实的社区工作以及研究。这个社会是一个完整的、复杂的整体,我们不仅需要关注顶层的制度设计,也需要倾听每个人的需求和处境。

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变化可以带来彻底的改变,在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,我们需要一些勇气去做真正的“理性客观派”。

图 | Sara Nel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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